第三,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周礼•地官司徒》中有“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西方领导素质思想
在20世纪初期,人们开始研究领导特质以确定是什么造就了伟大的领导者,由此产生的理论被称为“伟人”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的重点在于识别伟大的社会领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身上与生倶来的品质和性格。人们认为这些特质是天生的,只有伟人们身上才具有。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心是确定能明显区别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特质。
20世纪中期,领导特质的普适性受到置疑,特质理论也遭到了挑战。1948年史托迪在一次重要的评论中指出:在很多情境中没有统一的特质来区分领导者和非领导者。有领导特质的个人能在某一情境中成为领导者,但在其他情境中却不能。领导没有被认为是个人身上具有的品质,而被认为是在某一社会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与领导相关的个人因素很重要,但是研究者认为这些因素与情境要求有关。
西方在对领导素质的研究中形成了许多著名的理论:
特质理论。传统特质理论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他具有某种人格特质。其研究方法是区别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特质,以表明领导者天生与别人不同。这一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及结论并不尽合事实。因为第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某一特定场合都是领导者,而在其他众多的场合中又是一名普通成员,那么就很难以个人的特质来区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第二,领导者的产生并不是领导者的个人特质所决定的;第三,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并不只是和被领导者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应和领导效能相关和事业的成功相关。某些特质是成功领导者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领导者是天生的”这一说法因此被抛弃。而且,由于把领导者特质和领导效能紧密联系起来,使领导者特质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特殊的领导和技术能力、与领导者角色相符的领导动机等。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环境的快速变迁,知识经济对领导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特质理论研究又提出许多新的思想。美国学者詹姆士•库塞基(James M.Kouzes)和贝瑞•波斯纳(Barry Posne)通过调查发现,排在前四位的领导特质是:诚实、有远见、懂得鼓舞人心、能力卓越。德克兰提出了领导素质的宪法模型,认为领导的基本特质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个性、想象力、行为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