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界的口碑从来就不如日本商业界那么好。部分原因是美国历史上商业的高层管理者总是涉足一些广为传播、最为恶劣的丑闻。
19世纪中期,美国历史上南方商人对奴隶的压榨最骇人听闻。奴隶被迫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劳作,采摘棉花。商人把棉花销往日益增长的欧洲市场。埃力·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更助长了棉花的需求量,也使奴隶的工作条件雪上加霜。
铁路的发展和市场对钢铁的需求节节攀升,同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令今人不寒而栗。煤矿的工作条件也是恶劣到了极点。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等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以“掠夺大王”著称于世。这些腐败的商人惟利是图,全然不顾公民的利益。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第一批现代商人既无比仇恨,又极其羡慕。大多数美国人渴望拥有这些富商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追求逐渐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美国梦”的一部分。
但是,受过良好教育或有高尚追求的人,仍然认为商业活动和大多数美国人的美国梦相当浅薄。比如,菲茨杰拉德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所讲述的旧财富和新财富(或称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在美国已经僵持了几十年。黛茜·布坎南所代表的旧财富来源·于国际间的贸易是正当的;而杰伊·盖茨比代表的新财富,源自现代商业的腐败,赚的不光彩。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在世纪之初的言行对改善美国现代商业的社会形象没有多大贡献。相反,他们损人利己、暴敛天物,最终酿成1929年的股市狂跌,也使人们对美国商业的评价一落千丈,跌入谷底。
此前,大多数以股票投资为业余爱好的普通股民都知道,其实是富翁们在操纵股市,并赚取大笔财富。但只要能让他们有点赚头,往往也都没有什么怨言和牢骚。而当他们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股市的真相,从股市上再不能轻易地捞得利润之时,大萧条随即席卷了全国。
20世纪,美国人对商业的态度随着美国经济的起伏而波动。经济繁荣,公众普遍对商业持肯定态度;而经济萧条时,对商业的敌对态度就会盛行。
人们常用“老鼠赛跑”和“狗咬狗”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美国商业。这些比喻显然不会带来什么好的联想和印象。商业历来也没有什么慈善的举动。这些都在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人们观点的极大对立。
一方面,公众对商业奇才和私人企业家很喜爱、崇拜,但对造就这些企业巨富的公司又表示极大的蔑视和不屑。零售业巨子塞姆·沃尔顿在一些小城市的居民心目中算得上有口皆碑。当年,他白手起家,建立了全美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马克。人们赞美塞姆·沃尔顿和他所代表的一切。事实上,沃尔·马克连锁店在任何城里开业,都要挤垮几家原有的小企业,人们对此也深恶痛绝。1992年沃尔顿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巨富之一,但人们只看到沃尔顿开着一辆破卡车到一家家连锁店巡回视察的情景,而忽略了他在全国挤垮成千上万家小企业的事实。
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完美》一书中曾说过,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在二战后的商业环境中获得成功。商业在二战期间回升,很多公司发了战争财。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业绩辉煌。它们实际上均起步于二战时期。
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经济都变成了废墟,而美国却毫发无伤。因此美国着手在国内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海外按照美国模式重建世界。年龄大一些的人回首往事,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黄金岁月。
黄金岁月的巅峰是肯尼迪执政期间。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这种大背景下,肯尼迪当选为总统。他出身于新兴的商业家族,他年轻、英俊、宗教信仰与众不同,开始统治西方世界。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领导美国避开了共产主义的进攻。肯尼迪的逝世使得美国人第一次普遍对所有的机构都产生了悲观情绪。肯尼迪之后,因为社会繁荣、经济增长,公众对商业依旧保持着高涨的热情。Roper调查公司就美国公民对商业的态度进行了20年的跟踪调查。在1968年,有70%的人认为“商业兼顾了公司利润和公众利益。”
当时,尼克松行将入主白宫。而他与年轻英俊、精明强干的肯尼迪不可同日而语。广泛的人权运动和反越战示威游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美国人分成了主战派和反战派,使人们对各种机构的厌恶情绪升级。反战派指出,政府是一切坏事的祸根。
人们对各种机构的敌视当然包括对美国商业的敌视,因为商业使战争成为可能。道化工公司生产的固体汽油和黄色炸药,被用来摧毁一个贫穷、无辜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行径引发全美在校学生的抗议活动。其他一些为越战供应物资的公司同样受到了各大院校的敌视。年轻的美国人开始对参与战争的所有机构失去信任,尤其是政府机构和商业企业。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商业的态度与二战时大相径庭。政府未能及时发现有如此多的人反对美国进行越战。
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对商业和其他机构的肯定态度开始了一次长时期的降温;与此同时,激进主义开始升温。7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更雪上加霜。例如,一直以来年轻人就不大信任尼克松政府。而水门事件所暴露的内幕,使美国人如梦初醒,事实比他们在60年代进行抗议活动时想象的更糟糕。越战结束时,美国国内激情荡然无存。战争使双方都失去许多无辜的生命,战争并没给美国带来什么甜头。这一时期的另一件大事,是海湾石油与意大利贿赂丑闻绞到一块儿。紧接着是第一次石油禁运;而各家石油公司却趁火打劫,赚得巨额利润。这些事件使人们再次对大机构的信任丧失。
所有这些事件中,最影响美国人对商业态度的是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对美实行的石油禁运。因为美国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决定惩罚美国。于是,美国人生活不可或缺、原本便宜充足的汽油,一夜之间变得珍希而又昂贵。石油禁运执行虽不到3个月,但其影响令美国人至今记忆犹新。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了水门事件、越战、石油危机的美国人,对商业的评价跌进前所未有的低谷状态。Roper的调查报告显示,到1976年卡特执政时,只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商业已经兼顾了公司利润和公众利益。”可见,在短短8年时间里肯定者人数下降了55个百分点。这比任何轶闻都更能说明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各大机构的信任程度以惊人的速度下跌。一份调查报告大致反映了人们对各种机构的信任状况。如表1所示,在各个领域,人们的信任度都有所下降。虽然没有关于警察、军队乃至宗教组织的数据,但根据人们对表中机构的态度,我们不难想象出他们对这些机构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公众态度和行为的诸多变化,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消极态度对美国社会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假设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对各种组织机构信任度很高,商业赖以成功的公众热情也会高涨。如果人们对政府充分信任,就会愿意舍小家,顾大家,为社会福利多努力,也会更心甘情愿地服从指挥。“反之亦然”。
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20世纪的最后一次经济繁荣期,人们的态度也没有回升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1984年,认为“商业已经兼顾了公司利润和公众利益”的仅回升到30%。1994年,Yankelovich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比例又稍有下降。
对机构信任度的调查结果更不乐观。在1989年,只有14%的人对大公司充分信任,而1971年这个数字还是27%。即使是政府管理机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对卡特政府的信任下降趋势,似乎在里根和布什政府时期有所好转,也只上升了4个百分点,但同1971年尼克松政府创造的23%的空前低落状态相比,上升到1989年的27%。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Yankelovich还做了一项调查,征询人们对各种职业的道德和伦理水平的看法。公司管理者排在了最后,落在大学教授、医生、总统、律师和议员之后。在从“非常出色”到“好”排序一项中,大学教授得到了70%的被调查者的肯定,而肯定公司管理者的只有29%。
全国各地的公司管理者阅读这些调查结果时,大多吃惊地发现,在过去的30年,人们对美国商业的积极态度早己不复存在了。他们惊讶的部分原因是其自身的成长环境,但最重要的是惊讶反映了这些人对周围的环境缺乏了解,而且不愿意接受变化了的现实。
在20世纪,美国商业有几次机会可以证明,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商业可以领引整个国家走向繁荣。可惜的是每一次都没有成功。从20世纪20年代起,商业就有机会占据领导地位:在大萧条以前,美国商业一片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和世界各地消费品都严重匮乏,那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恐怕不会再来;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在70年代后半期还相当软弱的服务业成为经济复苏的救世主。这些机会,美国商业都没有抓住。
每次丧失良机,人们对商业的态度就会进一步恶化。每一次恶化都要求管理者们加倍努力地与外部环境抗争。问题出在,管理者总是踩错鼓点儿,得到与事实相反的反馈。公众态度恶化时,他们反而加大力度,发展商业,而不是努力改变公众的看法。管理者们只知道要注重市场,但今天的管理者还必须认识到,外部压力对市场同样可以产生巨大影响。这里指的是外部环境中盛行的观点。像好莱坞这样的大众艺术最明确地界定了什么是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