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政治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同在生育高峰年代出生，同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同为律师而各自的配偶也是律师，同样辩艺高超，擅长于语言沟通，同样把自己看成是各自政党的复兴者和革新者，同样认为社会应该建立在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同样赞同政府的作用应受到限制，同样强调强烈的社会良知和为人理解的道德观念，甚至两人还有共同的政治对手。不过我们的兴趣并不是这些，而是克林顿在1996年11月的总统选举和布莱尔在1997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战略上的相似点。
他们两人的成功，都是在面临着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20世纪90年代的美、英两国，意识形态的风向日益偏右，左派政见，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想，都被人们看成是社会的障碍，阻碍了由技术和企业家精神所驱动的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妨碍了个人自由。而在人们眼中，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都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那个时代人们都赞同大政府、工会和宏观经济调控，而民主党和工党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感情上都与那个时代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考虑到1992年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巨大胜利和由于政策上的倒退和个人丑闻所造成的信誉下降，克林顿连任总统的前景非常暗淡。而托尼·布莱尔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是保守党当时是执政党，自然在选举上有优势，另一方面民众对工党竞选普遍抱有怀疑态度。
从克林顿1995—1996年和布莱尔1996—1997年的战略来看，两者的核心就是对政策和竞选纲领进行调整，使其向右倾斜，这就使得他们各自的政党可以随之在公众政策意见上也逐渐右偏，从而从竞争对手方面把中间派的选民争取过来。在作出这样的战略决策时，两位领导人显然都遵循了博弈论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如果市场上只有两个厂商在竞争，而顾客的偏好围绕一个中点呈分散状，那么追求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厂商应该把自己的产品定位于中间顾客的偏好上。
克林顿和布莱尔还都力图使自己成为道德领袖，在白宫，当迪克·莫里斯还在忙着从民主党的“与美国订立契约”活动中寻找最受公众欢迎的内容，从而进一步完善克林顿的竞选平台的时候，克林顿的顾问们正在策划如何使他成为一个超越具体的经济和政策问题的道德和文化上的领袖和先行者，他们的目的是让人们认为克林顿强调家庭观念，支持法律和秩序，是孩子们的保护者，是社区社会结构的监护者，也是一位世界首领。布莱尔也是如此，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塑造一个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道德领袖的形象。
克林顿和布莱尔都致力于减少税收，缩小政府规模，压缩社会福利，严厉打击犯罪，还摒弃了亲工会的传统，以有利于营造一种亲工商业的氛围。
他们还都非常看重重要的社团组织和个人的力量，都突出自己对传统支持者如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感染力，充分利用自己的沟通能力、社交技巧和上镜的形象，从而在竞选活动中占有优势。
两人还都展示了对各自竞选运动的有效领导力。虽然在第一届总统任职期间，就整合有效的行政系统而言，克林顿并无引入注目之处，但任命里昂·派纳特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使行政系统更为前后一致、目标明确、注重细节。这也反映了克林顿对任职总统的优势的充分利用，而不仅仅限于筹措竞选经费。在大多数场合，克林顿都显得生机勃勃，给人以有毅力、能持之以恒的印象，而这些正是他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获得“永不疲倦的家伙”的别称的原因。布莱尔对工党的卓越领导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95—1997年间，布莱尔对工党进行系统的改造，消除了以“疯狂的左派”为特征的激进分子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还断绝了工党与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会运动的许多联系。
克林顿和布莱尔都从竞争对手们的自我毁灭倾向中受益匪浅。虽然他们都表现出一副只管自己不睬对手的竞选姿态，但共和党和保守党都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而使竞选运动有所弱化，从而克林顿和布莱尔都由此受惠。而且，美国共和党在1994年以后更趋激进，英国保守党则一直不能走出撒切尔阴影，在民主党和工党相应调整自己的政治倾向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主动撤离阵地，从而使对手抢走了自己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