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了篇短文“‘拒贿次数’与KPI”,主要分析了管理中常用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与管理目标甚至与组织使命和愿景的背离,结果事与愿违,对KPI的不断攀比使管理目标和结果出现扭曲。问题并非KPI不是好东西,而是KPI的设立不尽合理或对之不应有的强调,造成在对KPI的追逐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例如各级政府一直关注的GDP、大学和研究机构攀比的SCI、院士数,企业里设置的有些经营指标,等等。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下去,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生命周期”这个概念,发现在中国环境下,一项事物如果被人们重视到作为KPI的程度,其生命周期会明显缩短,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容易观察到的现象:发现一个好东西,于是大家不择手段地竞相追逐,不久这个东西很快就会“火”起来,再不久会因被大家“不择手段”的追逐而烂掉,然后慢慢烂透,如果确实还有生存价值,会在大家的批判中再慢慢重生。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国高教体系被破坏,人才奇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学位制度后,博士成为一个好东西,结果“博士点”(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博士生导师、博士很快火了起来,教育部门将博士点作为重要的KPI指标评估大学的资质,甚至按博士点配备资源,各大学自然也相互攀比博士点的多少,于是以各种手段争取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博士数量也雪崩般地增加,与此同时博士质量却一度大幅度降低,甚至可以用“烂”字形容;再比如SCI,为了刺激学者多发表论文和与国际接轨,我们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将国际上常用的SCI作为科学研究的KPI之一,不仅用之评价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和绩效,甚至利用之配置资源,结果导致出现了很多制造SCI的活动和做法,甚至弄虚作假,将好端端的SCI在一些情景下变成让人喊打的东西;再如,各级政府关注和追求的GDP,因GDP成为各级政府运行的KPI,资源的配置甚至领导的提拔均与之有关,于是GDP被摆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为追求GDP,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可持续发展链条被割断等严重问题,一个重要的经济参数也成了被质疑的指标;又如,院士是对研究有造诣者的一种承认,但中国社会让院士承载了远远超过其原意的“价值”,副部级待遇、不退休制度、科研机构用来争取项目和投资的砝码、各种评估和排行榜的重要依据,结果使得不少人和单位争夺院士头衔,不仅扭曲了院士称号、甚至污染了院士评审过程,严重破坏了院士的荣誉和社会影响;等等。为什么一个好东西在当下的中国环境下会如此短命,落入这种:“好——火——烂”的无奈短命循环?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有关健康的KPI。在长期医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身体运行也有很多KPI,如血压、胆固醇、血糖等被认为是身体健康与否的晴雨表,在这些指标的监护下和生活环境日益改善后,人类的生命周期在延长。从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 能作为KPI的指标是很难确定的,因为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很多且其相互作用关系非常复杂,所以需经过大量科学研究、临床验证才能确定某个指标与人体健康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可据此判断人体健康与否;
- 赋予其恰如其分的价值和作用,每个KPI可以表明身体的某个方面的状况,但这仅仅是一种概率意义下的作用关系,还有可能出现异常,所以仅可作为诊断或判断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不能让它承载超过其能力的重任。如高明的医生在得到化验结果后,不会简单根据各种指数生搬硬套地开出处方,而是会根据患者个体特性和自身大量经验及体悟做出最终决策,这时的KPI仅是重要的参考而已;
- 对KPI的利用有一系列基本的规则和规范,不得滥用。
现在回到我们的话题,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借鉴:
- KPI确定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特别是其在整体运行中的价值,在现实中,我们往往是缺什么或重视什么就将什么作为KPI指标,而对其作用及其对整体性目标的影响关系研究不够,换句话说,KPI设置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结果对之的重视会产生很多负效应或不良副产品;
- 让KPI承载了超过其能力的作用,例如将奖罚、资源配置过分地与KPI挂钩,使得不少人不惜违规甚至违法地追逐之,从而使一个好东西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
- 我们社会对法规、制度、规范、科学的尊重和对违规、违法者的惩罚急需改进,否则社会秩序和持续健康发展会受到严重伤害,具体到我们的议题,就是对KPI使用和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则的尊重和严格执行。
实际上我们设立KPI时,出发点、使用范围往往并没错,很多短命现象是因为我们违规“乱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