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管理者发现,那些与自己的工作生活相关的基本问题回答起来很难。对他们来说,描述一下工作内容也不太容易,他们在自己的工作活动中也看不到什么真正的模式。这些管理者并不真正明白,成为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主席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他们还是可以粗略地描述一下自己的工作的,这种描述可能会与亨利·法约尔(亨利·法约尔是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所说的相呼应——管理者的工作就是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不过,这么泛泛的描述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
有个聪明的人不相信高级管理者会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就编出了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位女士到一家商店买鹦鹉,一跨进店门,她就看到一只非常漂亮的鹦鹉,她就问店主:“这只鹦鹉卖多少钱?”店主回答说:“2000美元。”女士不情愿地说:“太贵了。”店主说:“可是它会说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它还能背诵欧盟的所有规定。”女士摇了摇头说:“还是太贵了。”
她又在店里逛了逛,发现还有一只鸟她也很喜欢,于是又问:“这只多少钱?”店主回答:“1000美元。它会说日语、汉语和阿拉伯语,还是个IT奇才。”女士抬头看到了另外一只鸟,孤单地趴在笼子里。“那只多少钱?”她问。“5000美元。”店主有点自豪地说。“天哪,真是太贵了!”女士惊呼道,“它会做什么?”店主说:“它什么也不做,不过所有的鹦鹉都叫它老板!”
这个关于鹦鹉的故事说明了一点:要想弄明白高级管理者具体在做些什么,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关于管理者角色的幻想有很多)。我的同事兼老朋友亨利·明茨伯格,一直都对管理者的行为很好奇。他决定看一看自己是否能够弄清楚管理者到底在做什么。因此他拿了一只秒表和一个笔记本,冲进了他最先想到的一家剑桥的咨询公司——亚瑟·D·李特尔(Arther·D.Little)。一进门,他就问该公司当时的总裁杰尼罗·盖文(General Gavin),自己是否能够一步不落地跟着他,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观察。杰尼罗·盖文肯定是有很强的幽默感,因为他同意了。观察完杰尼罗·盖文之后,明茨伯格还以同样的方式研究了其他四个CEO。
明茨伯格有什么发现呢?他发现管理者整天到处跑。管理工作一点也不像亨利·法约尔一厢情愿地想象的那样井井有条。明茨伯格认为,管理工作是一个零散而不连贯的过程,往往会分解成一个个为时7分钟的突发性活动组(bursts of activities)。热衷于统计时间与动作的人曾经说过,管理者平均每周用在开会上的时间是17个小时,用在准备会议上的时间是6个小时,除此之外,用于从会议当中恢复过来的小时数仍然不详。
不过,明茨伯格并没有停留在“到处跑”这个认识层面上。作为一个伟大的行为分类家,他还对管理者到处跑的同时所做的具体事情进行了描述。根据他的分类,管理者所扮演的有人际交往方面的角色、传递信息方面的角色和决策方面的角色。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傀儡、领导者、联络员、监督员、宣传员、发言人、企业家、骚乱处理人员、资源配置人员和谈判人员——如果有需要,他们能扮演所有的角色。
明茨伯格先是将自己的发现详细地记录在了一篇专题论文里,后来他将其发展成了一本书,最后他还将其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哈佛商业评论》上。这篇文章还获得了麦肯锡年度最佳论文奖,成了《哈佛商业评论》有史以来最经典的论文之一。那么,人们为什么对他的发现如此感兴趣?为什么关于管理者的这篇文章在管理者中间大受欢迎?也许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论文中所命名的类别帮助确认了一点:不管管理者的某些任务看起来多么的无足轻重,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本以为自己是在复印机上浪费时间,错!其实我们是在扮演骚乱处理人员的角色。我们本以为自己只是在电话里唠家长里短,错!我们是在扮演谈判人员的角色。我们本以为自己只是在互发搞笑的邮件,错!我们其实是在扮演联络员的角色。
明茨伯格是一位爱思考的管理学家,他也是个非常理性的人。这一点从他的研究结果中可以窥见一斑。他研究了外显行为(manifest behavior),并且相信,自己已经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但是,行为真的就只是观察员所看到的东西吗,只是那些手势、评论和书面材料吗?
根据我多年来对管理行为的研究,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都有一个表面(假门面)、一个人格面貌和一个公众自我。这个人格面貌所做的,就是这个世界所看到的。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们的私下自我(或者叫自我的阴影面)所隐藏着的地方,可能正在发生着极为不同的事情。一般来讲,我们选择与别人分享的公开自我与私下自我几乎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这种私下自我隐藏得极深,因而即使是我们自己,对其也只是了解一些皮毛而已。就像我常说的,每个人表面上都是正常的,除非你真正深入地了解了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了解管理者的具体工作。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是理性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别人眼中的理性行为),他们并不一定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当前正在做的事情,而且(即使他们知道原因)在别人问起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用真正的原因来回答,而是选择将自己的行为理性化。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要么是一种自觉意识行为,要么就是因为原因实在是拿不上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