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很多企业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一方面，许多企业领袖都认为，有太多公司为了稳定的短期获利而牺牲了长期的成长。但另一方面，会计领域的大型研究文献多半又指出另一种观点：能够维持获利情况的公司绩效较佳（而且可不只是短期较佳而已）。
哈佛商学院教授芮蓓嘉•韩德森（Rebecca Henderson）、维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哈兹席尔•拉赫曼达德(Hazhir Rahmandad)、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尔森•雷朋尼(Nelson Repenning)三人合作，希望能解开这个显然的矛盾。我与韩德森教授谈了谈他们的这项研究，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谈摘要。
《哈佛商业评论》：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研究短期获利对长期绩效的影响呢？
韩德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提一下两种不同的研究兴趣。
多年来，我做的研究都是专门针对企业内部的研发投资，而另一位合著作者雷朋尼则是研究针对生产系统改善的投资，但我们两人都发现，企业就是无法于现在投资未来。
英国石油Texas City炼油厂之所以在2005年酿成巨灾，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些投资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后果，总共造成15人死亡、170人受伤，实在太惨重了。当时的事情记录非常清楚：公司不断削减维修预算，靠着精简营运预算来达成业绩。
但同时，我又有很多朋友同事会说「资本市场是个大问题」。但我正参与着一个要重新想像资本主义的计划，所以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我的同事克雷顿•罗斯(Clayton Rose)和我开始研究资本市场究竟是不是个问题，但我们其实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说法，关于会计的文献都完全没提到这回事。有一种思考方式是从国家来分类，比如德国、日本，普遍比美国思考得更为长期、资本市场也比较黏稠。但这些地方的企业绩效真的较佳吗？其实不然，虽然这里地方的企业也没有比较不好，但就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你和研究的共同作者是怎么解释这种矛盾的呢？
重点在于业者是否能真正和市场沟通。比如亚马逊、迪士尼、某些大药厂之类，之所以能让市场支持他们的长期投资，就是因为市场看得到投资在未来的目标。如果市场无法理解你的长期计划，或是不相信你真能做到，市场就不可能支持这些投资。
而且，对于那些走偏锋的公司来说，市场的这种反应可能也没错。某些公司的未来承诺确实不值得信赖。
但是，你也确实看到有公司该投资却未投资的现象。如果说这不是资本市场的错，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里有两点。首先，有的是没想清楚。有些主管可能以为问题就出在资本市场，但光是因为公司必须达成季度获利目标，并不代表就一定得用短期绩效标准来衡量公司、调度人事。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就是有些公司，既能达到季度目标，又能继续投资未来，而对那些投资用的就是比较灵活、质化的绩效标准。这是做得到的。
第二，领导的主管必须能非常细微地感知到什么时候已经「砍得太多」。回到英国石油的例子，当时的CEO是约翰•布朗（John Browne），对公司的成长居功厥伟，但他是走石油探勘出身，对于炼油并不是真正的行家，也就不知道在这个领域究竟哪些成本能省、哪些绝不能省。至于那些没发生意外的炼油厂，是怎么办到的？那些主管经理被逼要做出不当的成本撙节的时候，就表明「我们不干」。
有些企业就是无法抓到平衡，是不是因为文化因素？
我同意，现在确实有人员调动过度频繁的问题，让经理无法真正细致理解自己主管的业务。
而且，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可以砍掉培训、安全、研发方面的投资，原因就在于这些方面的问题不会立刻浮现。砍掉一点，似乎没什么关系。再多砍一点，好像也还好。但总有一天，就会发现这些领域已经后援一空，再也无以为继。
我曾经见过一个在研发方面的这种例子。现在很流行将工程师推到前线解决顾客的问题，而且一开始看起来实在是个好主意：这些聪明的人直接到工厂第一线、解决问题，让顾客都开开心心，实在太棒了。但接着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因为这些产品工程师太久没去研发新产品，技能也就全部生疏了。
这件事确实不简单，对吧？
是的，这里面有很多细微的事情要注意。但或许最大的重点在于：公司绩效长红的时候，盈余管理或许怎样都不会出问题；但如果公司已经在危急的边缘，再想节省投资，就可能因为砍得太多，而落入向下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