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不仅很严重，而且差不多同样严重（这种情况已有十年之久），此外，收入不平等也逐渐成为两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欧巴马将收入不平等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它颠覆民主，并危害机会的平等，而民主和机会这两者可说是美国梦赖以建立的两大支柱。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承诺，着手处理收入不平等，将是他任内的「当务之急」。中国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会破坏中共不受限制赖以掌权的关键理由。
美、中都面临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让两国陷入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且几乎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同时发生。随着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及高实质利率、较低「非劳动」（资本）所得税率等政策，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扩大，而且之后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持续增加，最后在2000年代达到极高的水平，并维持平稳。根据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评估，整体收入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大约35个吉尼点增加到45个吉尼点，亦即，从中级OECD国家不平等水平，升高到只被墨西哥和土耳其超越的一个OECD偏离值。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实施土地私有制，并因此展开35年空前的高度经济成长和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时期。在该时期，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甚至超越美国：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从低于美国的水平，上升到等于或略高于美国的水平。
在美国，从经济学家采用的解释因素来说，收入不平等的成长受到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有许多因素促成更严重的不平等，这些因素有时被引证，有时获得实证显示，但可以有效地分成三类：科技进展、全球化和经济政策。偏好高技术劳工而非低技术劳工，所达成的科技进展，可能促使（教育程度高者）薪资溢酬增加和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全球化可能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更廉价进口品，让美国企业雇用更便宜的海外劳工，促使低技术劳工薪资降低，并扩大了高技术劳工和低技术劳工之间的落差。此外，全球化让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流动，使企业家能够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资金用途，并使获利率继续增加，改变分配，以利于资金和富人。最后，经济政策借着降低富人税收，使这些收入不平等的趋势更加恶化。
中期来说，这三种力量最可能的演变是什么？按照定义来看，科技进展会采取的形式无法预测，但没有任何数据显示，我们可能进入偏好无技术劳工创新的年代。部分创新可能属于这类，例如运用手机让非洲小型农民取得更精确的最新价格信息，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但是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类似的创新即将问世，以协助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劳工。就我们所知，全球化也已经展开，而且可能持续下去。其中可能有微乎其微的紧缩，但它释出的力量过于强大，从中获益的人太多（特别是在亚洲），所以除非爆发世界大战规模的重大战争，否则不可能走回头路。
这让我们制定出经济政策，但目前的消息相当不乐观。三十年来意识型态导向的亲市场改革，加上富人影响政治程序的能力越来越大，已经对政治议程上的前1%议题造成束缚。富人投入数十年的心力和财力在智库以及游说支持低所得税和财产税上，不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虽然众所周知，哪些经济政策能够缩小收入不平等──更高的最低薪资、便低廉的公共教育，以及最重要的，更高的税率──但是要加以落实，机率相当渺茫。
因此从中期来说，美国大约会继续维持现状，但长远来说，富豪治理以及中产阶级持续空洞化，可能会撼动民主的基础。收入不平等现在可能不会大幅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但会使美国的民主政治空虚，并深植对美国政治制度不满的种子。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原因不同。在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是因为劳工从低生产力的农业转换为生产力较高的行业，类似1800年代中期和20世纪初之间的英国行业演进，或者就此事而言，类似1800年代末和1927年之间的美国。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在收入不平等上，中国遵循着密集上扬的顾志耐曲线〔以俄裔美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赛门．顾志耐（Simon Kuznets）的名字命名〕，这是所有或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特征。但是在特定的点之后，或是顾志耐的理论所显示的，平衡的要素开始生效：农业生产力提高使得城乡差距缩小，更多人获得教育〔技能溢酬（skill premium）减少〕，财富增加和人口老化促使社会福利的需求增加，进而重新分配。这基本上是美国及英国大约100年前所遵循的途径，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最高峰。根据那种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理解，人们可以感到乐观：有一些强大势力可能会在未来抑制收入不平等。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初步的迹象：从日益上扬的薪资，乃至于将社会安全网扩及都市国营部门劳工的需求，可以看出来。
但是有一些理由让人无法这么乐观。从「收入不平等使所有落差恶化」的意义来看，中国收入不平等真的很惊人：中国城乡差距比世上任何国家都大；富裕的沿海省份和贫穷的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资本所有者（在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差距极大。扭转收入不平等，意味着减少其中一些落差，这是相当艰巨的任务：谁会阻止一位上海高教育水平技术人员赚更多钱，或是迫使他与一位湖南农民分享所得？偏远的贫穷省份会如何变得更为发达？富裕的省份会愿意提供需求孔急的资金移转吗？
更重要的是，一党独大的政治体系，促使政府各个层级、尤其是高层的大规模腐败。最近一则丑闻揭露，中国高层官员的近亲在加勒比海设置秘密银行账户，这强调了整个体系贪污的范围庞大。如同美国顶层的1%，想要看到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中获得最多利益的人们，投票赞成让自己减少福利、减少津贴和减少贪污的机会，难如登天。
因此，中国和美国的政坛似乎都反对任何阻止或抑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实际解决方案。
但是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可能很容易扩及对政治解放的需求。那种民主的选择特别吸引人，因为执政者的贪污与他们统治的理由──共产主义──并存，而这个理由已经过时，况且菁英本身显然不把它放在眼里。令中国政治人物更加苦恼的是，官方意识型态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解决这个落差的政治替代选择是存在的。在美国，意识型态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较小，政治替代选择比较不清楚，或至少在群众间获得较少的支持。
在美国和中国，解决严重收入不平等的方法存在于政治领域，但不太可能有短期的解决方法。长期来说，能否改变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要视中国的民主反抗以及美国的民主复兴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