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孙大中
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孙大中，1932年6月20日出生于威海，幼年时全家迁居天津。解放不久，随经商的父亲到香港，就读于香港华南中学。返回内地后入南开中学学习，在地理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影响下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
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大学毕业，在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任教。其间曾先后回母校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分别师从前苏联专家拉迪什教授和郭承基教授进修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
1958年底晋升为讲师。1964年调到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现国土资源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平反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地层构造研究室副主任、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主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等职。1991年获地矿部首批由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底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主持所务工作。1997年5月因病在广州逝世。
个人荣誉/孙大中
孙大中
孙大中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广东省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8年以来，孙大中历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3和第34届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前寒武纪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分会通讯委员、投票委员，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217项——“元古地球化学”中国工作组组长、92项——“太古地球化学”中国工作组副组长，太平洋科协中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广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第一任会长。
孙大中院士是中国著名的前寒武纪地质和地球化学家，为中国的前寒武纪地质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前寒武纪地质科研领域多有建树。有7部专着(合着)，约120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并获得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部级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项共8次。
三上中条山/孙大中
孙大中一生曾三上中条山。1954年，他参加了马杏垣教授领导的中条山科研队，转年又为做毕业论文独自到中条山进行野外工作，这是他一上中条山。三月初的北方大地乍暖还寒，中条山白雪皑皑，天寒地冻。白天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深山，有时跌进雪埋的探槽中。夜晚在小油灯下整理资料，破旧的小卖部的柜台就是床铺。有时清晨醒来，被子上竟盖了薄薄的一层雪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完成了野外工作，还草测了一份1∶5万的前寒武纪地质图，并发现了后经勘探证实为中型矿床的庙疙瘩铜矿。他的毕业论文被学校推荐为“毕业论文样板”。该论文《山西省中条山前震旦系地层及构造》改写后(与石世民合作)在《地质学报》上发表。50年代的中条山是中国铜矿勘探的重点地区，到此工作和研究的专家云集，对该地区前寒武纪地质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孙大中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争论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前文中提出：前寒武纪地层划分岩系的主要标志应是不整合，否则就会使地层划分陷于十分混乱的局面。对位于中条系文中的“中条系”和“担山石系”现称“中条群”、“担山石群”；“震旦纪”此处系指当时的“北方震旦纪”，下文的“担山石系和震旦系之间的不整合”系指现在的担山石群和长城系之间的不整合；“吕梁运动”在该区后称“中条运动”。之上，上下都由不整合面围限的一套属于山间坳陷沉积的磨拉石建造，他(们)将其命名为“担山石系”，与中条系分开，认为它是中条山地区前震旦纪最后的一次沉积。同时，他(们)认为“中条系和担山石系之间的不整合及担山石系和震旦系之间的不整合是代表一次地壳运动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表现罢了，是地壳运动长期性的反映”。因此提出“在中条山区把吕梁运动划分为两幕”的观点，并厘定Ⅰ幕在中条系和担山石系之间，Ⅱ幕在担山石系和震旦系之间。他的这些观点至今仍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
中条山
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中戴着“特嫌”的帽子，到中条山边改造边“用一技之长”，参加了中条山铜矿地质研究工作。他不在乎自己是“黑几类”，倒庆幸有了工作的机会。他身处逆境心悬科学，一心扑在工作上，成了科研队实际上的学术带头人。这次科研工作使中条山地区前寒武纪地质和铜矿地质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版的专着《中条山铜矿地质》获得了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由于历史的原因，该书以集体署名，但他作为第一作者是当之无愧的。他自尊自重、不卑不亢，踏实工作，乐于助人，也赢得了科研队全体成员和地质队、矿山地质人员的赞佩和尊敬。他提出区内主要类型铜矿可归属于3个早元古代含铜建造，认为不同建造的矿床虽然原始成矿时代和成矿作用不同，但具有明显的共性——层控性。经历区域变质后，特别是1800Ma左右的中条运动构造热事件的改造，形成了相似的“热液成矿”的特征，但没有改变矿床受原岩建造或岩相、岩性控制的特点。对于著名的铜矿峪“斑岩铜矿”，他提出“并非一次或一种成因的简单矿床”的观点。认为主要的原生成矿作用与钾质火山岩有密切的关系，钾质酸性火山岩(部分火山侵入岩)形成含钼的铜矿化，其成矿特点接近于广义的斑岩铜矿，但具有层控性，且经过变质；而钾质基性火山岩形成的铜矿化，具有层状铜矿的特点，也经过变质。二者均可归入“变质火山气液铜矿”，在找矿上应遵循地层和岩性双重控制的原则。
1978年孙大中得以彻底平反。80年代，孙大中带队三进中条山。在前两次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他较早地引用国际上先进的单颗粒锆石UPb稀释法和高精度离子探针质谱法测年技术来获得火成岩的结晶年龄、捕获和继承锆石年龄，运用综合年代学方法建立该地区前寒武纪年代构造格架；提出以火成岩年代地球化学作为岩石圈探针的新方法，以研究年代地壳结构模式。这项科研成果较清楚地阐述了中条山地区前寒武纪重要地质事件，包括铜和铁的成矿作用的时空演化关系，并填补了全球2400—2000Ma期间岩浆活动记录的空缺；他将地学研究中三维体系的“深度维”赋予时间的标志，从而扩展为“四维”体系。《中条山前寒武纪年代构造格架和年代地壳结构》一书是这项科研成果的总结，是国内这一研究领域最早最系统的专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地质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相结合进行深部地质和大陆地壳动力学研究的新思路，后来华南深部地质的研究工作就是他这一学术思想的体现。
冀东地质研究/孙大中
冀东是中国早前寒武纪地质的典型地区之一，1978—1981年，孙大中领导的课题组开展了“冀东地区前震旦地层划分、对比及其含矿性研究”的工作。对早前寒武纪地层，特别是深变质地区地层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分别以“综合地层法”和“构造地层法”建立深、浅变质地层层序，对中国前寒武纪地层学的研究有积极的影响。提出了4群10组的地层划分方案，为大多数研究者认同；提出八道河群王厂组基性火山岩是该区金矿的主要矿源层，对该区区域成矿预测和找矿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恢复该区早前寒武纪地壳演化历史，提出太古宙早期为陆核，太古宙晚期形成面型结晶基底，早元古代则为裂谷式带状下陷的观点，为他以后认识和总结华北陆台，乃至中国前寒武纪地壳演化的规律打下了基础。此外，还提出花岗质岩浆侵位也可形成麻粒岩的新观点；1984年出版的专着《冀东早前寒武地质》，是研究中国前寒武纪高级变质区较早的一部专着，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除中条山、冀东两地外，孙大中研究前寒武纪地质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宽，有长期而系统研究的优势。他对前寒武纪地质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前寒武纪时代和地层划分、绿岩带问题、长英质片麻岩问题及早期地壳生长和演化问题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板块大地构造
他总结了中国东部前寒武纪大陆地壳的构造格架，认为：华北地块主要由太古宙基底组成，已发现的最老年龄为3800Ma，最重要的地壳生长期在3000—2800Ma，晚太古代和早元古代分别发生地壳再造，吕梁运动时期最终克拉通化；扬子地块最老岩石为晚太古代(2800—2500Ma)，代表该地块的陆核，早元古代晚期—中元古代快速生长和广泛的再造，形成大陆基底；华夏地块基底岩石为早元古代(—1800Ma)，中元古代时大规模地壳生长，可能存在未出露的晚太古代地壳。华夏地块与扬子地块在晋宁运动时发生碰撞，大洋和大陆岛弧增生到扬子地块南缘，伴随有广泛的地壳重熔和一些地幔物质的加入；华北地块与扬子地块的碰撞可能发生在加里东期或印支期。他根据中国的早期地壳富大半径亲石元素和亏损高强场元素等地球化学特点，推断太古宙地壳为面型板底垫托生长模式，而早元古代为网点型板底垫托模式，即早期地壳以垂直增长为主，与澳大利亚和非洲大陆的生长模式相近。华北克拉通地壳成熟度高，演化时间长而连续。由于生热元素(K，U，Th)含量高，变质作用和构造活动强烈且又复杂，中国太古宙地壳经历强烈而滞后的改造，与北半球西部和南半球有明显的不同；而早元古活动带独具特色，其早期在地质和成矿方面与国外太古宙绿岩带的某些特点相似，但时间滞后；晚期与国外中、晚元古代冒地槽或裂谷的某些特点相似，也形成超大型矿床，但时间又提前了。他针对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和金属成矿作用的特点，就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和找矿工作战略问题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建议。
作为一个前寒武纪地质学家，他较早认识到同位素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对于研究前寒武纪地质学的重要性，并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他认为，没有同位素地质学，特别是先进的同位素测年技术的配合，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不可能深入发展。在他担任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期间，从派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引进单颗粒锆石UPb稀释法等先进测年方法，到指导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甚至把自己项目的经费先拿出来作为试验启动资金。应该说，他对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地质研究室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曾为中国引进先进的离子探针质谱仪多方努力，给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室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促成该学科青年试验室的建立。他通过长期实践，对若干测年方法进行分析、对比和评估，从地质学角度探讨它们在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中的适用性和应用条件，这对于前寒武纪地质工作者和同位素地质工作者都不无启示。
孙大中院士长期担任中国前寒武纪地质专业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在有关的国际组织任职，为促进中国该领域的发展和国际交流作出积极的贡献。在工作中和国际交往中，他有协作精神，平等待人，也平等待己；不人云亦云，也不强加于人。在国际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地层分会多次讨论太古宙和元古宙划分方案的过程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反映中国的地质情况，对前寒武纪划分为太古宙和元古宙，以及元古宙三分的意见投了赞成票，而对元古宙三分的年代界线1600Ma和900Ma投了反对票。1988年在天津召开了前寒武纪地层分会第八次工作会议，会议要正式通过向国际地层委员会建议的前寒武纪划分方案。他组织参加会议的刘鸿允、邢裕盛、曹瑞骥和陆松年(为通讯委员)据理力争1800Ma和1000Ma作为元古宙三分年代界线的重要性。最后表决时会议接受了中、澳等国地质学家以1000Ma代替900Ma作为划分中、晚元古代年代界线的建议。目前经过国际地科联批准的全球通用的前寒武纪年代划分方案包含了孙大中的努力。
业余爱好/孙大中
野外考察
孙大中热爱大自然，
大学时代喜欢钻图书馆，再就是乐意野外实习，到大自然中去汲取知识。星期日或节假日，他常邀同窗好友到北京西山边观察地质现象边游玩，乐此不疲、流连忘返。寒暑假他经常随老师在野外度过。
1952年，他参加了高振西先生率领的野外实习队，跑遍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矿区，既实习又为筹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陈列馆采集标本。野外工作结束时正值学校放暑假，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素描，高先生希望他继续留下来，跟他一起到南京地质博物馆做室内工作。他欣然遵命，并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整天钻在博物馆里看、画、记。后来他回忆起这个有意义的暑假时写道：“一个多月是短暂的，但我一生难忘这个暑假。它使我受到一次由野外到室内、由实践到理论的绝好的锻炼，为我以后在结晶学、矿物学、矿床学和地质学发展史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孙大中多才多艺，年轻时特别喜爱绘画和雕塑艺术那时北京地质学院课余活动十分丰富多彩，使他的喜好得到培养，才华得以施展。他和一些老师同学曾在校园内塑造了众多反映地质队员生活的雕塑群像。
治学严谨/孙大中
孙大中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但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良好学风他爱买书，更爱读书。苦读加巧读，博采强记使他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开阔的眼界和敏锐的思辨能力。他体会到，地学是一门实践性、探索性和继承性很强的科学，而且自然规律的认知是无穷尽的。他在工作中坚持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力求取得真知灼见。直至80年代，国际上普遍认为地球上2400—2000Ma期间广泛缺乏岩浆活动记录，即所谓的岩浆“静谧期”。孙大中(和他的同事们)在中条山的研究成果证明，中条山地区在2400—2000Ma期间不但岩浆活动频繁，而且形成了与该时期岩浆活动有关的闻名于世的“中条山铜矿”。他说过：“在地学领域，国外有许多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但不应盲从，更不应妄自菲薄。应该，也能够为地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认真学习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但又不宥于洋人的观点和结论，这是孙大中科研思维的一个闪光点。
地理研究
80年代初期孙大中曾多次推荐应用“皮尔斯构造图解”来探讨前寒武纪岩石或地质作用的构造环境。但经过反复实践，他发现这种图解法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多次强调要在充分研究地质背景的基础上应用这个图解而反对数据加图解的简单的游戏。在他主持召开的1988年天津“国际元古宙活动带地球化学和成矿作用讨论会”上，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就这一问题取得共识，并写进《PrecambrianResearch》杂志出版的会议专集的前言中《PrecambrianResearch》1990Vol47。程裕淇先生在对孙大中院士的悼文中说：“他肯读书，善读书，使他掌握的信息量大，资料占有率高，因此研究起点高……使自己的工作能与国际接轨……始终瞄准学科前缘选择主攻方向。……‘七五’计划期间，他提出以火成岩年代地球化学为岩石圈探针、建立地壳年代格架的设想，第三次开展中条山的研究；以后在广州选择国际上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研究主题，都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
孙大中在学术上不肯停留，认准了目标就全力去做1992年底，孙大中调到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此时他已年近花甲，且事业有成。但他不因功成名就而就此却步。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和《21世纪议程》的发表在他心中激起了波澜。他买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还有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灾害、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等的书籍，他埋头读、写、想，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研究方向在他的脑海里逐渐地明晰起来。他提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粮食等四大危机，其中许多重大问题都与地学息息相关。地学正面临着新的转变和机遇，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课题等待去参与解决。地质学家如何发挥自身学科的优势，与相关学科融合交叉，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1994年上半年开始，孙大中就多方搜集资料，召开各种座谈会，准备首先在珠江流域或珠江三角洲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他很快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建议调整和重组科研资源，建立广东省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为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做组织准备。孙大中院士认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决策层、科学家和公众共同参与、支持。就可持续发展研究而言，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结合。”
自1994年到孙大中谢世，孙大中以“可持续发展及在广东省的可行性”、“加强公益性研究，促进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概念”、“可持续发展与广东省资源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工程与能源”等为题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几十次，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请他作报告的邀请不断，直到病重他仍坚持践约。也为了这份放不下的心事，在治病和工作矛盾时他选择了工作，为此他延误了确诊，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机会。
培养人才/孙大中
孙大中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以才教人，更以德育人他不是把青年人培养成自己的追随者，而是锻炼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而且愿意与年轻人共同探讨。
孙大中1989年他参加华盛顿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会议间隙，他不探亲访友，不游览名胜，抽空参加了两个短训班，其中一个是有关计算机软件应用的。回国后，他立即与年轻人一起翻译资料，在课题中研究应用，并召开以年轻人为主的专题讨论会，推广这种新的方法。他走了，他的精神却深深地印在年轻人的心中。孙大中性格鲜明，表里如一，待人热情真诚，直言不讳。工作中他节省每一分钱，把有限的经费用到科研上，当需要邀请地质队或矿山人员协助工作时，他常是自己掏腰包请客。每当分稿费分奖金，他总是多考虑集体，照顾他人。他的品格产生了榜样的力量。
孙大中院士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平素极少求医问药，偶染微恙，诸事不误，但长期的体力和心力透支埋下了祸根。1996年5月，他突然病倒在广东省基础研究研讨会上，并被宣判为晚期癌症。他很平静地对妻子说：“是搞科学的，要正确对待疾病。生死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俩说好，谁也不许泄气，一起与疾病作斗争。”他既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又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做最多的工作。在需要尽快外出做探查确诊时，他却要求妻子给他时间处理工作，没事似地起早贪黑起草、讨论、修改、定稿“珠江三角洲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工程研究”课题的立项书，安排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在医生嘱咐静养待查期间，他竟是在马不停蹄、早晚兼程的工作中度过的。即使他的肠梗阻已经严重，晚上疼痛不能入睡，他仍坚持参加东深供水工程考察，每到一地他就谈可持续发展中水资源水环境的利用保护。考察期间休息半日，安排游深圳野生动物园，他却到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员会作了3个小时的学术报告。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孙大中因持续高烧而常昏睡。有一次醒来时他说：“我老是在沙漠中跋涉，找地下水，我要为内蒙古人民解决水资源问题。”
孙大中常感慨学海无边他很喜欢南宋诗人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律》中的四句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他写此四句诗于记事本上时时提醒自己。去世的前夜，他竭尽全力为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他对身边的亲人说：“人不坚强，一事无成；人不勤奋，一事无成；不能团结别人，也将一事无成。我一生努力按这三点处世立命，也希望你们能以此教育下一代。”坚强、勤奋、团结大家共同奋斗，这就是孙大中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