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16日清晨，一级准尉休·汤普森( Hugh Thompson Jr．)驾机飞过越南共和国广义省美莱村附近村庄的上空，支援美国陆军的地面行动。他的任务很危险但也属于例行公事——为一个特遣营队提供侦察、搜寻敌军。不过，那天他的所见、所为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他的人生。
美莱村大屠杀是美国军事史上记录清楚的污点：由欧尼斯特·梅迪纳上尉( Ernest Medina)和威廉·卡利中尉(William Calley)带领的步兵连及其他进入村庄的美军，有组织地杀害了数百名越南平民。村民被强暴，留下残缺不全的肢体，孩子在他们的父母面前被就地处决。看到下面血腥的大屠杀，汤普森和他的同伴——格伦·安德罗塔( Glenn Andreotta)、劳伦斯·科尔本(Lawrence Colburn) 将他们的直升机停在美军和村民之间。汤普森从他的驾驶位上走下，然后示意他的同伴如果美军向他试图保护的这组村民开火就用机关枪掩护他。他意识到这个指令将自身置于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或可能受到伤害的危险之中。汤普森从沙坑中劝出一些越南村民，将他们送进疏散用的直升机，随后又哄着一位受伤的年轻孩子到了一家越南部队医院。一回到基地，他向长官汇报了这次屠杀，这位长官立即命令停止对村庄的敌对行动。
战场指挥官反复试图掩盖美莱村的大屠杀。为封住汤普森的嘴，他因当天的举动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不过汤普森后来扔掉了这个虚伪的嘉奖，因为这枚勋章所表彰的英勇行为是在友军和敌军“激烈的交火”之间挺身而出。显然，这是一个谎言。军方和媒体随后的调查发现：这个村庄根本没有武装，因此不可能会有“交火”。
汤普森提交了他的官方报告——他见证了美国士兵杀害手无寸铁的越南村民——而且他始终忠于这个报告，不顾要求撤回的强大压力。他反复向访问者讲述他的故事并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证。委员会的成员严厉谴责他的行为，南卡罗来纳州主席孟德尔·里弗斯( Mendal Rivers)声称汤普森是涉入事件之中的唯一应当被问责的人，因为他反过头来将武器对准他的同胞。里弗斯甚至试图将汤普森交军事法庭审判，最终被驳回。然而，伤痕已留，汤普森不断接到憎恨的信件和死亡的威胁。不过，汤普森的故事没有因为调查而结束。他继续在越南飞行并数次被击落。在一次坠落摔伤背后，他花了好几个月在医院恢复，但即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他。汤普森被重新任命并继续在军中执行飞行任务，1983年以少校军衔退役。美莱村之后的几年对他来说很艰难。他被同僚所疏远，这些人将他视为一个叛徒。
美莱村事件过去几十年后，公众对汤普森的认识开始变化。书信抗议赢得了关注，他和他的同伴最终被授予军人奖章——对英勇表现的最高荣誉，不涉及敌军，也是对之前为了掩盖事实颁发的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令人沉痛的替换。他因在美莱村的表现获得无数的平民荣誉，包括“和平修道院良知勇气奖”( Peace Abbey Courage of Conscience Award)。
汤普森多次谈到美莱村和战场伦理并在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院校作报告，尽管这样做会让他背负情感上的创伤。即使在诊断出癌症晚期后，汤普森仍坚持认为，普通人可以在必要时以非凡的勇气行事，而且这样做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什么是勇气
休·汤普森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不是将自己置于屠杀者和美荣村的村民之间这么简单。他不只是将自己的身体置于险境，而且随后还能坚持维护正义，继续披露他的消息，即使这样做会被排斥。汤普森勇敢地行事，但有趣的是，他——和许多其他表现英勇的人一样——很少（如果曾有的话）提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勇敢的表现。然而，他做了，而且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是英勇无畏的，但是勇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一系列精心构思的有关人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ies)研究中，假定人们共享一个主题，克里斯多夫·瑞特(Christopher Rate)和他的同事们首先关注勇气在一系列来源中的定义，其中包括古代哲学家、现代作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他们仔细考虑了这些定义的共性和不同，而且让一组外行人和专家基于共享的特征进行了评判。他们随后将这些特征引入一些设定的小故事中，并发现如果包含三种特征人们就会觉得自己相比其他人更勇敢。第一，行为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也就是说，凭意志的。第二，行为必须追求一个高尚的或值得的目标。第三，行为者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重大个人风险。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出现或没有出现如何改变一个行为看起来的勇敢程度呢？让我们从自由选择开始。
自由选择（主观意志）
主观意志是一种自愿的、自动的、有意的且自由的表现。无意的行为不具备资格，而且如果一种行为不是有意为之，有可能会削弱勇敢的色彩。休•汤普森有很多机会选择一种更简单、需要较少勇气的途径，比如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讲述一个关于事件不同的故事或者保留虚假的褒奖。
相反，如果一个人可能不是发自内心决定采取行动，那么大家感到的勇气就会打折扣。海军中士拉斐尔·佩拉塔(Rafael Peralta)在2004年伊拉克的一次交火后被提名美军最高奖章——荣誉勋章。在头部中枪后，他把一枚没有爆炸的手雷拉向自己，将致命的爆炸留给自己而挽救了其他六名海军战士。法医发现他脑中的子弹可能导致瞬间脑损伤，致使佩拉塔无法有意采取行动。基于这个报告的大部分内容，佩拉塔最终得到了一个分量较轻的身后勋章。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参与者描述一次他们表现英勇的事件，随后我们跟进了许多问题。 “你为什么相信你的行为是英勇的？”这个问题比较普遍(15%)的回答是“选择采取行动”。来自同一研究的未公布的数据显示， “你怎样以一种不那么勇敢的方式对事态作出反应？”并暗示他们可以采取某种不同的行动（例如， “我可以走开让事情继续”）。250位参与者中的243人也就是绝大多数，就替代选择和较易采取的行动给出了清晰的描述。很多人也表示替代行动相比他们实际采取的行动要简单。
高尚或值得的目标
瑞特和同事发现：一个行动要被认为是勇敢的，它必须是为了追求一个高尚的或值得的目标。如果休·汤普森表明反对大屠杀的立场为的是退役或出一本书，那么我们对他勇气的感觉就会减弱。1974年，当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尝试驾驶火箭动力摩托车飞跃斯内克河峡谷失败后，大众报纸上对此的评价大部分都是：愚蠢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没有什么高尚的目标，只是为了钱和名声而挑战高风险。因此，是否追求一个值得的目标能将勇敢与冒险区分开来。
证据显示，人们相信他们采取的勇敢行动是为了追求重要的目标。查尔斯·斯塔基和他的同事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LL201名大学生描述一下他们表现勇敢的一段时间，随后跟进了一组拓展的、修改的问题，其中包括“你当时采取行动要实现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99%的参与者——只有两个没有——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此外，参与者认为这些目标在当时都很有意义、很重要。实际上，对于“当时来说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有多高”这个问题，如果给出1～10的分数选择，最普遍的答案是10。
重大个人风险
瑞特和同事( 2007)还发现，要称得起勇敢，这一举动必须不顾威胁、危险或其他外界压力。阅读关于勇气的大部分文献，你会发现大量的有关风险的描述。只有考虑到职业生涯的危险时，休·汤普森就美莱村事件撰写一份报告才能被看作是勇敢的。因留在原地帮助同事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史蒂文·科奇(Steven Kurch)被所在单位授予英勇勋章。在正常情况下，这很可能顶多破看作一种礼貌的或团队意识强的表现。然而，科奇和他的队友服务于洛杉矶县消防局，正在一个危险的天然气浓度高的峡谷扑灭一场灌丛大火。如果抛开个人安危，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勇敢。
对观察者来说，并不是所有风险都那么明显。普里和同事所描绘的勇气，或某种程度上勇敢的行为，都是与行为者正常的行为相比的，而不是与其他人的行为比较。个人勇敢的行为指的是他所面对的是独特的、个人化的风险，如面临公开发表演讲的恐惧或处理一项只有他／她知道的限制性事务。这些个性化的风险对局外人来说有的可以理解、有的不能。换句话说，普遍意义上的勇气——一个行为相比其他人的典型行为达到勇敢的程度——与更普遍的风险相关。
勇气的类型
虽然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勇气被认可，最强有力的区分是将其分为身体上的勇气和精神上的勇气。身体上的勇气一般来说指的是身体受到威胁，这种风险主要来自营救他人，如救溺水的人或在救火过程中营救受伤的同志。另一方面，精神上的勇气，一般来说主要指为了维护一个人的信念冒着社会风险——如面对一项罪名的指控或挑战一项不公平的政策。这个区分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针对某种类型的目标，某些类型的风险可能会同时出现。其他勇敢的行为将身体和精神勇气之间的界限涂抹模糊。走在其他人后面的民权抗议者因为类似的举动被杀，或者战时在爱国主义感召下进行的军队招募都不能恰当地归入某一单一类别，但这些举动无疑是勇敢的。
哲学家丹尼尔·普特曼(Daniel Putman)认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心理上的勇气——忍受情绪不稳来实现目标——是勇敢行动中的一个单独形式。心理上的勇气通过接受心理治疗的顾客经过治疗战胜内在恶魔得到例证。我们也可以从其他人身上看到这种勇气，如那些虽有恐高症却仍然参与攀岩运动或者强忍自己的悲痛劝解他们的家人保持坚强。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生存勇气，主要涉及聚集需要的力量应对身体上的疾病或其他伤害。
勇气必须与恐惧相关吗
很显然，对个人风险的意识会引起恐惧。很多早期的心理学概念上的勇气要求一个人感到恐惧。例如，劳德将勇气描述为一种更高尚的情绪压倒恐惧的情绪。更近一些，瑞奇曼认为勇气经历主观上或生理上（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等）的恐惧成分但没有同避或逃避恐惧的起因。根据这些定义，要被认为是勇敢的，一个人必须经历恐惧的情绪。或者，可能的情况是，勇气要求恐惧的意识和感受而不是恐惧本身。对很多人来说，个人风险的感觉会很快、很直接地导致恐惧，但这不一定适用干每一个人。
如果恐惧是勇气的必需的元素，那么很多我们希望将其冠以“英勇”称号的个人和行动会不符合标准。瑞奇曼让处在一个对照组中的受过表彰的炸弹拆除人员和其他士兵区分两种不同声音的音调，与此同时，连接在这些参与者身上的设备可以测量他们的心跳频率和皮肤电导率（反映手心变得湿热的程度）。一次错误的回答会导致一次电击的惩罚。两种音调变得越来越相似直到他们完全一致。受过表彰的士兵相比没有受过表彰的具有更低的主观和生理恐惧级别。因此，如果恐惧是勇气的必需组成部分，因英勇受过表彰的这一组与其说是勇敢，不如将他们描述为“无畏”。
将恐惧视为勇气组成部分的学者认为，勇气是通往无畏的进身阶梯，或者在组织层面，演变成为一个高度功能化的“量子”机构。可以设想，恐惧作为勇气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过程，即一个人向着采取勇敢行动迈进。对风险和恐惧的主观意识越强，人们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越小。有的人可能拥有较高的恐惧感受临界值，因此在极端危险的情形下更有可能有良好表现。将自己视作不会向恐惧屈服的人也能导致更勇敢的行为。
然而，恐惧似乎并不是人们所推崇的勇气的典型组成部分，也不是观察家们认为的走向勇敢行为的过程。那些在危险工作环境中从容应对的人通常被民众看作勇者，但是研究发现，他们实际上拥有比平均水平低的恐惧感。对勇气的褒奖一般也不会描述采取行动所经历的恐惧，而是关注勇者的上佳表现和他／她应对的风险。
勇气的主观性和评判
勇气的两个组成部分——高尚的目标和行为者面对的风险——通常都是主观的。这并不是说没有共性，最近关于道德演化的研究认为，帮助其他人可能被看作被普遍接受的高尚行为。简单的生理和精神统计分析告诉我们，身体上的危险应被普遍看作冒险，而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进行的人类史研究认为，我们都会把失去社会地位视作一种威胁。其他目标和风险可能不具备普适性。
这种主观性也可从目标的价值中体现出来。人们可能觉得那些带有强烈反战情绪的逃兵役者比士兵还有勇气。在一项受控的实证研究中，对于主张人工流产为合法的和反对堕胎的两种抗议者，究竟认为哪些人具备勇气取决干对于堕胎和言论自由的看法。询问休·汤普森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当时当然不会觉得他勇敢。这种主观性意味着一个对每个人、每次行动都适用的客观的勇气标准并不存在。在一个组织内部，基于任务、专业和社会因素的共有规范会影响对特定行动的风险感受和对目标的价值感受。工作在将自己身体置于危险环境之中的人将面对比其他大部分人升高的身体风险。他们经过训练，有经验、有条件应对这种环境。因此，承担一定水平的风险来完成单位任务是在期望之中的，而不是超常的表现。拿一位警官来说明，如果他将一位罪犯缴械，他只是在例行公事，但是如果一个手无寸铁的市民将一位罪犯缴械，那这个人很可能被敬重为一位大英雄。
认为一个举动是勇敢的同时也就表明说话的人认同这个行动的目标。在更基本的层面，对勇气普遍的褒奖就侧面证实了采取行动的正义性。参与有风险的行动又不能得到广泛认同甚至是感谢的人，可能不那么容易被当作英雄看待。目标实现和勇气判断
一次行动的成功与否也会影响人们感知到的勇气。 “卡内基英雄奖章”通常颁发给挽救其他人生命的勇士，而不会颁给差一点就救人一命的人。当问到他们曾完成或见证的勇敢行动时，绝大多数参与者列举的行动都是使得情况大为改观而不会是搞砸，而且在给成功行动和失败行动的勇敢程度打分时，参与者对成功行动的评价比失败的要高很多。即使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失败与一个人的行动毫无关系或受到某些无法回避的限制时，上述看法同样会出现。因此，当一次行动的目标没有实现，采取行动中体现的勇气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领导者：为什么表现出勇敢很重要
如果你正在本文，那么你可能是一位领导者或者想成为领导者的人，而且，你所在的环境有时会是危险的。勇气是一种让人们不顾危险追求有价值目标的品质。在一些情况下，目标和风险可能会非常明显，如民事和军事营救。在鼓起勇气不顾社会和组织压力以正直的心态带领团队去做错误的事情，或者鼓起勇气承认在经历一次刨伤性事件后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时候，目标和风险可能不那么明显。如果一次行动之后得到了正面的评价、经历的风险也很大，那么勇气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标签。
考虑到危险情形中带领团队的复杂性，英勇表现的机会可能会出现。你会有机会从燃烧的建筑中救出孩子；你可以揭露、揭发不道德的行为；你可能受伤但仍选择和队友一起战斗。在一次事件中，大部分领导者发现自己能够精心策划使得事态朝着圆满完成任务的方向发展。设定另一种情境，在一次地面战斗任务中、一次四面起火的火灾中或执行一次撤退的掩护任务时，你——领导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角落。因此，你必须依靠下属完成需要完成的任务。为此，一个迫切的问题出现了：当你不在现场时，下属们准备好完成英勇的表现了吗？更为要紧的是：你曾做了什么让下属具备表现英勇的潜力？
组织文化和背景
下属的英勇表现始于领导者的行为而且在组织中得到加强。组织的价值和任务阐述有助于领导者开发下属的勇气。例如，勇气是美国陆军七项价值标准中的一项，也是其他公共安全或军事组织的共同价值观。这些组织公开宣称，勇气是“工作的一部分”。从一位实际工作者的角度看，一位排长或警察小队长能够通过很多方式培养组织文化以提倡勇敢的行为。例如，他／她可以认同和表扬一位下属在身体训练或操练中表现的勇气，体现领导者的精神勇气来维护士兵或巡逻警的最大利益，或鼓励一位下属就应激症状寻求帮助的心理勇气。
不过，简单地将勇气收入组织价值并不一定导致勇敢的表现。英勇地采取行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将勇气作为一项价值观念收入可以传递对组织成员的一种期望。这种信号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压力并最终促成勇敢的行为。